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在监狱如何度过晚年？

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在监狱如何度过晚年?

国民政府时期的叛国者汪精卫的遗孀，曾任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的陈璧君，于1946年4月，被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宣判终身监禁，并剥夺其一切政治权利。1959年6月17日，她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因病离世，享年68岁。

历经多年，笔者广泛搜集了丰富的文史档案资料，并对曾负责管理陈璧君的数位管教干部进行了访谈。此外，还深入采访了常为陈璧君送物探视、并妥善处理其身后事的陈家远亲谭文亮先生。正是基于这些珍贵的资料，本文得以成稿。其中，诸多史料均为首次公之于众。

汪精卫、陈璧君

移押上海

1949年7月1日，陈璧君与日本女间谍中岛成子一同自苏州被押解至上海，被安置于提篮桥监狱的十字楼女子囚室（由女性干部全权管理）。此楼共六层，占地面积6560平方米，内设有150间囚室。楼顶设有四个通风场，设施完备。

解放前，此处曾是关押外籍男性囚犯以及日本战犯的场所。每间牢房面积通常约为8平方米，配备两扇高大的窗户，并设有固定铁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以及抽水马桶。

鉴于陈璧君与中岛成子被长时间囚禁在同一室，彼此间颇为熟悉，为了便于监管，女监的干部便将她们安置在同一间牢房。该牢房中仅有一张铁制床铺。考虑到陈璧君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因此，她被安排睡在床上，而中岛成子则需睡在地铺上。

在陈璧君被收押入提篮桥监狱之前，监狱的干部们进行了周密的考量。针对陈璧君的性格特点、过往经历、所犯罪行以及身体状况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安排。特别是对于她的称呼，更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在陈璧君被囚禁于广州、南京、苏州的牢狱之中时，看守人员无论在何种场合，皆以“汪夫人”这一称呼对她礼遇有加。然而，曾有一名国民党少将军官，因直呼其名，竟遭陈璧君当众斥责，场面颇为尴尬。

“作为共产党的监狱，我们坚决不允许任何人将陈璧君称呼为‘汪夫人’或‘陈先生’。”根据规定，在监狱进行改造期间，犯人之间应统一使用编号称呼，干部在称呼犯人时亦应采用编号，而非其姓名。

在提篮桥监狱，囚犯的编号通常由4至5位数字构成，而女性囚犯的编号则普遍以“20”作为前缀。陈璧君被监禁后，其编号为“20304”，人们通常称其为“304”。至于中岛成子，她的编号是“20305”，人们便简称为“305”。

鉴于每位女犯均拥有一个独特的编号，对待每一名犯人皆持平等态度，陈璧君亦无异议可言。在那时，狱中囚犯习惯将管理人员尊称为“先生”，此称呼后改为“队长”。因此，陈璧君对管理人员统称为“先生”，而针对女监的监长、训导员等职务人员，则依据其职责称呼之。

鉴于陈璧君曾远赴海外深造，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且酷爱阅读各类书报，每当新的报纸送达监狱，干部们通常会首先让她过目。在图书馆书籍的借阅方面，她也享有特殊照顾。

“眼前女汉奸陈璧君，头裹一方素布，身着蓝色陈旧的囚服，卧床之上，正专心致志地阅读萧军的《八月的乡村》。”

“被誉为‘天字第一号奸首’的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在解放后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她每日都会前往图书馆借阅各类书籍，以阅读作为休闲。其中，她尤为钟爱《联共党史》、《居里夫人》和《母亲》等富含教育意义的作品。”

病痛缠身

“我究竟有何罪行值得书写？”

随后，她把握住谈话的契机，细致地记录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她大肆渲染自己追随孙中山投身反清革命的历程，描述了自己如何冒死前往北京刺杀清廷摄政王，以及如何赴法国留学。她还详细叙述了协助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的经历，并对汪精卫的功绩大加赞誉。

面对监狱官员对她的错误观点的驳斥，她机智地回应道：“我和你们共产党一样都是反对蒋介石的，理应是同志。为何你们对待我如同对待蒋介石一般，将我监禁于此？”在初入狱时，她甚至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坚持绝食三天，以此与监狱管理人员对抗。

即便陈璧君拒不认罪，对共产党及人民政府怀有敌意，监狱中的干部依旧对她保持着耐心的教诲，坚信每个人的思想转变都需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

监狱管理人员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力量（涵盖亲友与子女）的作用，通过通信与探视等渠道，细致入微地推进各项工作。尤其是针对陈璧君女士身体状况欠佳，我们以关心她的健康、为她提供治疗作为“突破口”，以实际行动践行人道主义精神，以期感化她。

陈璧君在被捕之前，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且长期受关节炎之苦。即便药物未曾间断，病情却鲜有缓解。其病历卡上，还记载着胆结石、卵巢囊肿等问题。

监狱管理人员一方面对她实施教育，另一方面亦在饮食和生活方面提供关照，准许其家属在探望期间携带些许点心与菜肴。

1952年9月24日的清晨，陈璧君自起床伊始便感不适，胸口泛起一阵沉闷，步履维艰，站立亦觉摇晃不稳。

闻讯后，干部立刻将她紧急送往位于同一院落内的监狱医院接受治疗。经医生细致检查，发现她的心律出现不规律，血压竟高达210/90毫米汞柱。

鉴于对她负责，陈璧君接受了留院治疗。这成为她自被转移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以来的首次住院经历。这座医院大楼共八层，自1934年启用以来，设有360张病床。让陈璧君感到惊讶的是，即便在监狱医院中，竟然也配备了电梯。她被安置在四楼的女性病房，接受了医生们细致入微的治疗。

医院内特设了专为病患提供的食堂，精心烹制各式小锅饭菜，以满足病患的饮食需求。陈璧君在饮食上同样得到了精心的关照。10月6日，陈璧君顺利出院，共计住院12日，这次就医经历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1月13日，恰在一个月之后，陈璧君因高血压与脱肛的困扰，再度入院治疗，且痔疮亦伴随出血。然而，此番就医之期竟绵延达193天之久。

1953年五月，陈璧君康复出院之际，她深情地向那些半年来无微不至地护理和照料她的医护人员表达了衷心的感激。

置身于身着洁白大褂的医护人员之中，陈璧君心潮澎湃，不禁勾起了往昔住院时的种种回忆。

1925年，她随同几位高级官员的夫人一同前往广东，领导妇女慰问团前往东江慰劳军队。在队伍中，何香凝、陈洁如等女性均乘坐轿子前行，而她却个性坚毅，选择骑马前行。行进数里后，一时兴起，她挥鞭策马，致使马儿奔跑起来，她不慎从马背上摔落，造成受伤。蒋介石闻讯后，亲自安排担架，将她送至城中医院接受治疗。尽管如此，她仍留下了关节疼痛的后遗症，每逢阴雨天气，身体便会出现酸楚不适。

1933年六月，陈璧君再度因肠炎困扰，以“汪夫人”的名号入住上海一家高级医疗机构接受手术，医护人员悉心照料。今时今日，她却沦为“阶下囚”，需入院治疗。尽管身份与就医环境均发生了巨变，但追求健康的终极目标却始终如一。

共产党心怀广阔，不仅对她无偏见、不嫌弃，更是主动为她提供医疗援助，他们究竟出于何种动机？这让陈璧君深受触动。

1954年1月12日，陈璧君再次因高血压及心脏病并发症而踏入医院，此番住院的时间比以往更长，病情亦愈发复杂。在住院期间，病情一度危急，幸得多方紧急救治，她才得以起死回生。直至1958年3月7日，她终于得以康复出院，此次住院共持续了1514天，约合四年的时间。

在这段日子里，陈璧君自感生命将走到尽头。她在致亲人的信中写道，年岁已高，体弱多病，随时都有可能离世。她表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愿意将遗体无偿捐献给医学界，供医者解剖研究。

近期，有消息称陈璧君情绪低落，且涉嫌私藏大量药物。经干部在国庆前夕组织的医院卫生大扫除中查实，她的床垫里竟藏有22片安眠药，以及数片止痛药。

医生的评估表明，以她的健康状况而言，若一次性吞下全部药片，其效果足以致命。然而，陈璧君自杀的几率不高。若她真有此意，不至于会在致亲人的公开信中透露出自杀的念头（根据规定，犯人所寄出的信件需经过干部的审阅）。

陈璧君当时面临的核心思想困境，便是她始终无法接受国民政府的裁决，她渴望能够更换为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所出具的判决书。

她不止一次地表达过，亦以书面形式记载了此番坚定之言：“我恳请人民法院对我进行复审，我愿意接受人民裁决的生死，绝不愿在蒋介石所判的无期徒刑的阴影下苟延残喘。”

自共产党接管提篮桥监狱以来，对先前国民政府法院所判定的囚犯进行了广泛的复审。然而，对于江亢虎、周隆庠、陈璧君、陈春圃、夏奇峰等一众汉奸罪犯，却未进行过任何改判。故而，这些人的判决书依旧保留着国民政府时期的原貌。

为应对陈璧君的抗拒情绪，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处及提篮桥监狱的负责人屡次与她进行深入交流，力劝她正视现实，调整心态。他们明确指出，她当下的首要任务是安心调养身体，务必爱护自身健康。

至于改判事宜，这属于法院的职权范围，且涉及众多细致环节，情况颇为复杂。在狱中，她并非孤身一人，还有众多囚犯。监狱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将她的诉求向相关主管机关进行汇报反映，由其深入研究并妥善处理。

同时还决定在陈璧君的病房内，由公家出资增订一份《人民日报》，报纸一到，首先让陈璧君阅读，之后再让其他犯人看，这样的规定，在监狱里也是前无先例的。

顽石点头

在共产党劳改政策的感召和人道主义的待遇下，在陈璧君幼子汪文悌和著名词学家龙榆生（解放前曾当过陈璧君子女的家庭教师和南京博物院院长）等的鼓励规劝下，尤其是在监狱干部的耐心教育和医院医务人员的悉心医疗照顾下，终于使陈璧君的思想有了转化，原先的对立情绪逐步消解，傲慢的态度有所改变，表示要好好反思几十年的经历，清理清理自己不合时代节拍的思想。这真是精诚所至，顽石为开。

陈璧君在一份汇报中是这样开头的：“我听了3月15日的大课，结合董（必武）院长和罗（瑞卿）部长的讲话，我在当夜开始了检查反省，把自己一生的思想，从头回忆，挖掘我犯罪思想根源，它究竟是怎样孕生的。今后改造的方向、打算怎样？从什么时候起的，我曾否彻底坦白过，检举过。我曾否遵守监规院规。”

陈璧君在服刑期间，她看到部分女犯人到苏北大丰的劳改农场劳动，1954年她也报名想去农场，通过劳动来改造思想。

她在一份思想汇报中曾经这样写道：“我向来认定不通过劳动，不养成劳动习惯，改造是不稳定的。”“我不需要住院治病，我需要劳动。”

对此，监狱干部首先肯定了她的改造积极性，同时也考虑到她年老体弱，身体有病，反复做其工作，陈璧君才放弃了外出劳动的念头。

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服刑期间，读报成了她每天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我特地引用她在1957年时写的一份思想汇报：

我得不到报纸，我神志会不正常，不能冷静、清醒。在解放后的七年中，《解放日报》已成为我生命的重要元素了。我无它，我不能有生存的活力；我无它，食息都不能正常；我无它，我恨不即死。我无它，便把一个失了自由的人的痛苦涌现扩大起来。

《解放日报》，它给我一切光明、一切的新人新事，新品质、新道德。不论它的庄严和深奥的革命理论也好，通俗浅易的文字，或小品文也好，都能启发我，诱掖我步步向前，它有革命的理论，有党的战略、战策和政策。我是一个诚诚恳恳渴欲从革命真理来改造的人，我是一个隔离了“人间”十二年，求知欲很强的人。《解放日报》给我对于世界的怀疑，以无声的解答。我离不开《解放日报》，或未看完，给人拿去，我怎样能不痛心失望呢？怎样能不使我切盼自由和想立即死去呢？

她在1955年7月书写的思想汇报中，这样写道：

1949年7月1日，我到女监。初期是很不能心平气和的。以为成王败寇。但每天的《解放日报》和我幼子送进来的书，令我心平气和。知道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事。

后来看到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后，我更心悦诚服了。更后来，我至友龙榆生又送来许多进步书来给我学习，且每月寄一封勉励我努力改造的信来，我更加了解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了。

最近我忽然断了龙弟的信和赠书，我以为他已逝世了。他是一个患有胃溃疡的江西万载人。昨日在《解放日报》上看到龙榆生的名字，我真是惊喜万分。启发我的第一个思想转变的人是我的幼子和龙弟。

我从书报的学习、吸收、反省和先生们（指监狱干部——笔者注）的教育，更从广播的教育中得到更多的事实道理了。关于改造犯人思想的材料很丰富，有深奥的、有通俗的，都能适合各犯人的文化程度。我是一个自问很努力学习的人，也觉得恍如置身于革命大学，但可惜我的病亦随着我的年龄增加。

在提篮桥监狱的服刑改造过程中，监狱干部的言教、身教对陈璧君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有一次，女犯排队出监楼，去炊场上面的大浴室洗澡，洗澡结束返回女监时，天正下大雨，地上有点积水，路有点滑，女干部穿了雨衣，穿了套鞋，冒了大雨，站在各路口，搀扶滑倒的老年女犯。

这时候陈璧君使了一个心眼，故意试探一下这位过去曾被自己顶撞过的干部，她假意走路跌倒。干部不顾一切地抱住她的上身，把她扶起，并和颜悦色地安慰陈璧君要小心走路。这回让陈璧君打心眼里佩服。

有一年，因工作需要，女监一位莫姓的女干部带一批女犯，调到直属上海管辖的苏北大丰上海农场（劳改单位）工作。陈璧君闻讯后，对这位非亲非故的干部依依不舍，第一次流下眼泪。并在背后尊称她为“莫青天”。

为什么向来态度骄横的陈璧君会有如此举动，我们可以在陈璧君的一份思想汇报上找到答案。

她写道：“为什么人民政府能够得到人民的信赖和拥护呢？是她领导下的工作人员深深了解政策，和她们品质优良的缘故。”

我们从陈璧君亲笔所写的这些材料中，就能了解陈璧君思想转变的轨迹和原因。

身后善终

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关押期间，先后5次到监狱医院住院治疗，累计前后共计1791天。这也就是说，陈璧君自关押到提篮桥监狱的近10年中，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监狱医院里度过的。

她最后一次住院是在1959年5月2日，因咳嗽、气急、胸痛、发热和头昏而住院。这次陈璧君自知病重难治，故开始不听医嘱，吵着要回到监房去，不愿再住医院，死在医院里。

干部和医生对她进行反复劝说，并明确表示，在押人员患了重病，只要有一线希望，人民政府仍要尽力抢救。陈璧君对此非常感动，才愿意尽力配合。

在46天的住院治疗期间，监狱医院先后为她做过15次血液检查，3次X光透视，2次心电图检查。除了注射链霉素及内服合霉素外，还请中西医专家会诊，服用中药，并每4小时给予吸氧。

在饮食方面，在提供高蛋白菜肴同时，每天另给牛奶一磅。医务人员先后作了7次病重报告，一次病危通知。但最终还是因高血压和心脏病，并发大叶性肺炎，陈璧君于1959年6月17日晚上9点15分病亡于提篮桥监狱医院。

第二天，提篮桥监狱的有关部门首先打电话通知远在南京的陈璧君同父异母的妹妹陈舜贞。

陈舜贞生于1902年9月，比陈璧君小11岁，为人比较低调，性格与陈璧君大不相同，特别是大她22岁的丈夫褚民谊在抗战胜利后被枪决在苏州以后，一直深居简出，静心抚养褚叔齐等3个子女，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解放初，陈舜贞先后住在上海的巨鹿路和陕西南路，1958年11月迁往南京(后病故于1963年1月）。所以当陈璧君病亡后，如果从亲属和血统关系来说，陈舜贞是陈璧君在大陆亲属关系中最亲近的。但是被陈舜贞以年老体弱为由而婉拒，不过她还是推荐了居住在上海的一位远方亲戚谭文亮来处理其姐姐的后事。

谭文亮是谁，他与陈璧君是什么亲属关系呢？

谭文亮当时任上海郊区某中学教师，广东人。他是陈璧君长媳谭文素（汪文婴之妻）的弟弟。谭文亮平时作为陈璧君的亲属常到提篮桥监狱探视，有时，经过监狱有关部门的同意，他特地到上海福州路上的粤菜馆“杏花楼”购买陈璧君爱吃的广东菜，送到监狱为陈改善伙食；有时也根据陈璧君开出的书目，到新华书店购买后送入监狱。

1959年6月18日，谭文亮接到提篮桥监狱人员打来电话，电话中告知陈璧君因病医治无效而死亡，希望他及时到监狱来处理陈璧君后事和领取遗物等。